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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红花绿叶》:验验爱情的“瓤瓤子”


电影《红花绿叶》海报

  “七夕”之际,电影《红花绿叶》上映了,我注意到,有的宣发文案有意识地渲染这个时间点。这些年,或许与产业化有关,电影总讲究进入某个“档”,据说这样有助于击中某类观众群体观影的诉求以及他们兜里的钱包。然而,正如“七夕”被贴上“情人节”的标签有些无厘头一样,《红花绿叶》虽也可算“爱情片”,其实与都市背景下商业化的“爱情”毫无关系,更不是有些电视剧里的“乡村爱情故事”。这多少解释了这部影片排片之少与票房之低。   说到排片,让人想起2016年的电影《百鸟朝凤》,就上映时的排片状况而言,两部影片的命运有些相似。不过,二者的差异其实更加明显。如各自片名所示,“百鸟朝凤”很诗意也很文艺,但影片在表现“匡扶”人心的道德冲动,在慨叹传统之丧、世风之变中折射出宏大的家国主题。“红花绿叶”虽也提出了伦理拷问,但这种拷问因为诉诸普遍人性,故而淡泊安宁得有些“佛系”,仿佛只想给观众静静地讲述一份属于普通人的情感,让观者的心灵在他者的故事里得到停靠。作为一部从取景到演员都不够“养眼”的电影,它确为一部“洗心”之作。   忠厚老实的回族青年古柏身患癫痫,一直在家务农,经媒人撮合,娶了回族姑娘阿西燕。为了让婚事顺利进行,“狡猾”的媒婆对阿西燕隐瞒了古柏的病,同时也对古柏隐瞒了阿西燕的未婚夫车祸身亡的往事。后来,两个“秘密”都在不经意间被揭穿了。于是,小夫妻的心里长了刺、堵了气,产生了矛盾。阿西燕回了娘家,古柏旧疾复发。   这样的故事开头和结构历史悠久,传统相声《巧嘴媒婆》就是如此。不过,《红花绿叶》并不是想讽刺媒婆,而是从这里抻出叙事的一个线头,以便细腻地讲述古柏和阿西燕与对方的和解。其实,这也是他们各自与自己的和解,更是这对青年在人间的历练与成长。而影片中欲说还休的宗教文化背景,又使心灵磨炼具有了神圣的超越性。   我们看到一种真正的爱情如何在“媒妁之言”的外壳下生产出来,并最终冲破了这个外壳获得了升华,看到古柏对阿西燕的爱如久蓄的河水奔涌,看到阿西燕对古柏的怜惜转变为炽热的爱恋,还看到了现在的影片中几乎很难见到的含蓄得让年轻观众失笑的“滚床单”场面。有意味的是,创作者没有把最动人的部分安排给爱情的迸发,而是安排在了阿西燕怀孕后两人感情的再次升华:温馨的婚房内,电视机播放着充满童趣的节目,阿西燕娇憨地半躺在床上,古柏在床前的地上搓洗着衣服。忽然,阿西燕说要吃生葵花子,大半夜的,古柏摸到地里偷摘葵花,而且偷了两次。我想,没有人会怀疑,这是爱情,一种不论在艺术中生活中,都久违了的爱情。   影片中两人结婚前,古柏妈要古柏陪阿西燕到城里买衣服,因为女方要借此“验验人”。对此,古柏有些紧张。他说:不会验的验个皮皮子,会验的验个瓤瓤子,而自己的皮皮子和瓤瓤子都欠佳。如果套用一下这句话,与现在不少以“爱情”为名的影视作品只表现爱情的“皮皮子”不同,《红花绿叶》要给观众看的是爱情的“瓤瓤子”。   古柏和阿西燕的爱情没有死去活来、惊天动地,也没有一掷千金、海誓山盟。但我们看着这种情感从古柏、阿西燕的内心深处慢慢而坚定地生长出来,创作者以舒缓而执拗的手法,展现它还是种子时的青涩,它长出绿叶的喜悦、开出红花的艳丽。而且,催动着这生机不断壮大从而构成叙事动力的,不是外在的矛盾,是有如神启的内心思虑。这样的爱情有深厚的生活气息,符合中国人内在的文化感,也符合建立回族人民的风俗和宗教信仰上的淳朴道德感,比如,古柏第二次偷葵花回来后,嚅嚅地说,阿西燕要是再想吃,就去买,“你现在怀着孕,吃的东西更要干净”。这些不经意的言语,想来都经过创作者的反复锤炼,十分耐人寻味。   正因为如此,《红花绿叶》从人物到故事都有了一种独特的味道,既不典型化,也不类型化,它就是生活本身,或者说,因为对生活本身具有力量的信念,表现出了拒绝“标签化”的倔强姿态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用“隔”与“不隔”来区分文艺作品的境界。“池塘生春草”“空梁落燕泥”,妙就妙在“不隔”。我想,《红花绿叶》大体也可归入“不隔”之列。它平视着凡间的生活以及普通人的命运,既没有把生活刻意崇高化,也没有居高临下地对生灵报以怜悯的目光。   《红花绿叶》的语言很有特色,剧中人全程讲宁夏方言,还加入了不少回族人民独有的词汇。这无疑有助于塑造作品的风格,增强影片的识别度,而且为全部故事营造了一个特定而自足的场域。这片场域与城里的“花花世界”截然不同,具有田园诗的特征,纯洁而宁静。古柏和阿西燕的世界里也有贫富差距,也有为了一份低保的角力。但这些强大的现实力量在影片的世界里只是暗透消息的点缀。真正维系这个世界的是乡土社会的逻辑,以及支配这逻辑的内心律令。在这里,乡土的智慧足以应付生活。比如,古柏和阿西燕成婚后,各睡各的。古柏妈略施小计,从儿子儿媳炕上抱走了一床被子,成功地对阿西燕心理转变起到了催化作用。   语言更为塑造人物形象立了汗马功劳。语言的实质是文化,而文化的背后是人,在地理空间、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中登场的具体的人。古柏是这样的“人”,阿西燕也是。他们的心灵都纯净透明,没有被世俗所玷污。他们的语言则给了他们隔离外部都市的天然屏障。我不知道是否是创作者有意为之,影片中似乎只有“大夫爸”偶尔会说出一句半句普通话,也只有他拥有一个不太回族的名字“李峰”,而且,大夫的身份又让他时不时地试图用医学知识规训古柏的生活,这一切,让他成为现代社会的唯一象征。但最后,创作者意味深长地让他移民离开了山村。   当古柏与骑着摩托车的弟弟告别,与开着汽车的“大夫爸”告别,用自行车推着阿西燕在雪地里缓缓前行,影片戛然而止。乍一看,故事没有讲完,多少有些令人意外,但仔细想来,这可能是唯一的结局,也只有如此,才能继续保留影片中的乌托邦色彩,以及那些寄托了创作者理想主义情怀的干净灵魂。一如片中那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:“哪怕是个残缺的麻雀,它的指望也是全美的”。   (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、《中国文艺评论》杂志副主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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